在全球地缘政治波动的背景下,日前发布的中国经济一季报表现优于预期,进一步增强了全球资本增配中国资产的动力。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将这一趋势概括为“全球多元化配置的必然结果”。他在近日举行的“全球金融机构走进中国金融市场”银行间市场专场活动上表示,在“东稳西荡”的宏观格局下,全球投资者正逐步降低对单一美元资产的依赖,中国资产有望在再配置过程中持续获得资金流入。 多位外资金融机构经济学家也指出,中国资产正从过去的“可选项”逐步转向“必选项”。这一转变既缘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也与中国经济结构演进及制度型开放推进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配置中国资产正从被动转向主动。”彭博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舒畅表示。 从资金流向看,这一趋势已初现端倪。2025年末,境外机构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规模突破10万亿元,中国债券市场规模接近200万亿元,位居全球第二。与此同时,外资调研与持仓亦呈现回暖迹象。在全球资产再配置周期中,中国市场正逐步从边际配置走向核心选项。 中国资产被纳入核心资产框架 过去一段时间,全球资产定价体系正经历阶段性重构。 在近期中东局势扰动下,全球风险资产普遍回落,但与以往不同的是,传统“避险资产”并未展现出稳定的对冲功能:黄金价格出现明显回撤,现货黄金回撤幅度超过10%,美债收益率在高位震荡、10年期收益率持续徘徊在4%以上,欧洲经济增长动能偏弱,新兴市场则在美元周期与地缘风险叠加下承压。 这意味着,以美元资产为核心锚定的全球配置框架,正在出现松动。过往依赖单一“安全资产”的配置逻辑,难以有效对冲当前多重不确定性,全球投资者开始重新审视资产分布与风险来源。在这一背景下,中国资产逐渐从“可选项”成为“必选项”。 “成为可选项本身已来之不易。”渣打银行董事总经理、大中华及北亚首席经济学家丁爽表示,几年前国际投资者一度将中国资产视为“不可投资”,而近年来这一认知正在发生明显转变。 在他看来,本轮中国资产受关注度回升,首先来自外部环境变化。地缘政治风险、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上升,使得部分投资者开始重新寻找“安全港”,人民币资产逐渐进入这一视野。同时,中国在科技与产业领域的持续投入开始显现成效,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带来了新的收益预期。 从资金流向与市场数据看,这一趋势已有一定验证。2025年北向资金全年净流入超过2500亿元人民币;截至2025年末,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规模已超过10万亿元。同期,中国债券市场规模接近200万亿元,位居全球第二。 权益市场方面,外资参与度亦在回升。2026年初以来,外资机构调研A股上市公司超过400家,调研总次数达到上千次。从持仓结构看,2025年末共有120余家A股公司前十大股东中出现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身影,其中超过八成在当年四季度获得增持或新进重仓。 国际收支数据亦提供侧面印证。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2025年末我国对外净资产规模超过4万亿美元,较上年末增长约28%,外资对境内股票投资整体呈现净增长态势。 舒畅指出,随着中国市场规模与交易机制不断完善,国际投资者不再仅仅将中国作为区域性配置补充,而是纳入全球组合核心资产框架之中。 资产重估的核心是增长动能切换 支撑中国资产价值重估的深层基础,在于经济结构的持续演进,这最终要回归到宏观基本面的韧性与质量。 从最新数据来看,增长仍然具备稳定支撑。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初步核算,2026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33419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比上年四季度加快0.5个百分点,仍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保持前列,增量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经济体的总量。回看2025年,全年GDP同比增长约5%,展现出较强的稳定性。 更值得关注的,是增长结构的变化。过去由房地产主导的增长模式正在逐步淡出,高端制造业、信息技术、新能源等领域持续保持较快扩张,成为新的支撑力量。彭博测算显示,到2026年前后,中国高科技产业对GDP的贡献有望首次超过房地产行业,成为新的关键增长来源。 “支撑资产表现的,是经济结构的变化,而不是单一周期波动。”舒畅认为,真正决定资产定价的,是增长动能正发生根本性转移。在她看来,科技创新与绿色转型等新福利APP破解动能正在构成新的底层资产逻辑,为中国市场提供更具可持续性的盈利来源。 从政策和增长范式来看,这一转型具有连续性。丁爽则指出,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年保持约5%的中速增长,政策取向相对稳健,强调跨周期调节而非强刺激;与此同时,产业结构正从传统部门向高端制造与服务业升级,“高质量发展对应的是高质量资产的供给”。 在基本面之外,汇率因素也在强化资产吸引力。过去一年,人民币整体呈现升值态势,美元对在岸与离岸人民币均突破6.81关口,累计升值较为显著。进入2026年后,人民币延续“稳中有升、双向波动”的特征,在岸、离岸汇率相继突破6.87、6.85、6.83等多个关口,成为全球外汇市场的重要变量。 不过,要从“结构改善”走向“资产回报持续提升”,仍存在关键约束。邢自强直言,当前人民币资产收益率偏低,其背后是内需不足与低通胀环境的制约。在此背景下, 尽管中国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方面具备“星辰大海”的潜力,但如果缺乏消费端的支撑,企业盈利难以全面改善,资产回报也难以显著提升。 因此,问题的关键逐渐从“供给侧升级”转向“需求侧修复”。邢自强认为,提升消费能力需要从收入分配结构入手,尤其是通过社保与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机制,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从而释放消费潜力。 这一约束同样体现在资金配置层面。丁爽也提到,当前外资对中国债券的配置仍受到收益率水平的制约,过去一年,部分境外投资者对中国债券呈现净减持。但他认为,随着价格指标逐步修复、企业盈利改善以及人民币潜在升值,长期收益中枢有望抬升。 制度型开放提升市场吸引力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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