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藏数万件中国国宝的博物馆，要倒闭了？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仇广宇 发于2026.4.20总第1232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暗红色的彩陶盖子上，雕刻着一张生动的人脸，怒目圆睁，表情肃穆，鼻梁高挺，黑色花纹增添了尊贵之气，也有一丝抽象和古朴。它来自五千年前的中国，一直陈列在瑞典的东亚博物馆中。 但包括这件珍宝在内的类似的文物，在今后一段时间，恐怕很难在公众眼前出现了。根据瑞典《每日新闻报》报道，瑞典世界文化博物馆总馆长布里塔·索德奎斯特不久前宣布，由于房屋租金大幅上涨，决定在2027年关闭旗下四座博物馆中的两座：东亚博物馆和地中海博物馆。这一消息，在以博物馆文化闻名的瑞典引发震动。瑞典汉学家欧拉·黄用“疯狂”二字形容这一事件，认为政府必须介入此事，不能坐视不管。也有四千多名网友在网上签署了请愿书，请求不要将两座博物馆关闭。 在可能关闭的两座博物馆中，东亚博物馆是中国人尤为关心的一座。它的馆藏文物超过10万件，其中80%到90%来自中国。更为特别的是，博物馆中绝大部分的馆藏背后还有一段特殊的故事。因此，这样一座具有特殊意义的博物馆一旦关闭，大量中国文物的命运，也将陷入迷雾之中。 对此，瑞典汉学家罗多弼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与瑞典皇家文史科学院教授霍坎·米勒等人已联名发表文章，呼吁相关方面重新评估相关的租金政策。而在这挽救博物馆的声浪中，瑞典官方至今没有给出明确的态度，人们也无法得知东亚博物馆未来的命运。 高房租挤走博物馆？ 登上位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船岛，找到那座始建于18世纪的明黄色建筑糖心视频app官网免费下载最新版，就找到了著名的东亚博物馆。走进其中，人们可以欣赏到新石器晚期的绚丽彩陶，商周、战国时期的青铜器，还有数十万本中国古代典籍，感受中国古代文化扑面而来的震撼。目前，东亚博物馆由于修缮原因暂时关闭，计划在2026年秋天重新开放，但如今，重开的承诺似乎无法兑现了。 对于东亚博物馆面临的关闭风险，瑞典世界文化博物馆方面有不少苦衷。馆长布里塔·索德奎斯特称，2026年2月初，她突然得知，负责管理瑞典文化遗产的机构瑞典国家财产委员会上调了世界文化博物馆旗下民族学博物馆的租金，租金的上涨幅度高达57%。该委员会还指出，未来，同属世界文化博物馆旗下的东亚博物馆、地中海博物馆的租金也会上涨。而她马上就要在3月提交所有博物馆的预算，问题迫在眉睫。 综合评估之下，索德奎斯特只能做出“断臂”的抉择。在她看来，旗下四座博物馆的经济负担一直很重，如果房租再上涨，世界文化博物馆将无法同时负担所有博物馆的运营。而根据测算，房租上涨后，如果政府每年能够多提供3500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2554万元)的补贴，那么原本的运营方式还能继续下去，但政府并没有伸出援手的意愿。 而瑞典国家财产委员会的涨价，似乎也有自己的理由。该机构在官方网站的说明中提到：长期以来，他们的房租定价一直低于市场水平，并不符合市场化运营的规律，这是他们提出大幅涨价的原因。而且，该机构没有进行补贴或者资助的权力。在他们看来，博物馆想要获得资金支持，应该去争取国家预算或者议会拨款，而不是向他们诉苦。 这不是东亚博物馆第一次面临关停的命运。早在2016年9月，时任世界文化博物馆负责人安·福林就曾提议关闭东亚博物馆，将其与民族志博物馆、地中海博物馆合并。当时，她给出的理由也是“没钱负担”。后来，因为遭遇了强烈抗议，博物馆才得以幸存至今。 而现在，危险似乎真的来临了。这一次，一些政界人士也开始为东亚博物馆积极发声。斯德哥尔摩市反对党领袖扬·约翰松称，如果城区租金太高，两座博物馆可以考虑搬迁到郊区，但绝对不能选择一关了之。他强调，斯德哥尔摩是享誉北欧的文化之都，政府相关机构却要主动提高租金，逼迫文化机构搬迁、关停。这样的做法，对城市的文化吸引力是一种打击。 尽管世界文化博物馆方面已经保证，无论结果如何，东亚博物馆、地中海博物馆的馆藏都会被完好保存，但人们依然对这些文物的去向忧心不已。目前，瑞典官方对这件事的态度还没有最终尘埃落定。 与中国考古学的“缘分” 100多年前的一天，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第一次来到中国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面对着厚厚的黄土层，他感到自己的心脏在狂跳。他伸出手，感受土壤的松散、碎裂。很快，他发现土壤中布满了陶器碎片，花几分钟的时间，他就找到了一片绘制着黑色花纹的暗红色碎陶片。这一切让他觉得简直“不可想象”。他也确定，这片土地上将有重大发现。 安特生与中国考古学、中国文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是东亚博物馆的奠基人和首任馆长。如今，东亚博物馆内那些令人牵挂的核心馆藏，很多都是他千里迢迢从中国寄回的。而他在中国的考古研究活动，他与文物之间千丝万缕的缘分，背后也有一段传奇、曲折的历史。 1914年，学习地质出身的安特生应北洋政府之邀，来中国担任“农商部矿政顾问”，任务是替中国人“找矿”。他一边研究矿产问题，一边到山西、北京等地收集古生物化石，收获颇丰。慢慢地，安特生的研究兴趣从古生物转向了古代人类文明，考古活动中的丰富证据让他确信，他能在这个领域有重大发现。 1920年，安特生的助手刘长山在河南渑池县发现了大量陶器。此后，安特生前往考察，确定了彩陶和石器的存在。1921年10月，安特生和地质学家袁复礼、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等人共同对仰韶村遗址展开发掘。他们在17个发掘点，约30万平方米的空间中，发现了大批令人震撼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骨器、陶器和蚌器。 很快，这个遗址被命名为“仰韶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安特生向合作的中国学者传授了科学、严谨的工作手法，为中国的考古学建设打下了基础。很快，在“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的安排下，安特生主导了甘肃等地的考古调查，“马家窑文化”“齐家坪遗址”等遗址相继被发现。 到了1925年，安特生和中国的合作告一段落，他手中的文物如何处理也成了问题。虽然安特生在中国的活动得到了授权，但这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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